江若琳

　　命名五花八門——領導小組、協調小組、委員會、指揮部、辦公室；時間自主掌控——常設型、階段型、臨時型；涵蓋行業廣泛——足療保健、鏟除豚草、西瓜辦、饅頭辦、生豬辦……
　　地方層面到底有多少個領導小組和議事協調機構？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來，全國一次性減少13萬餘個。專家認為，“協調機構”過多、過濫，令人瞠目的數據背後，是對“機構法定”原則的淡漠。
　　“協調機構”砍掉多少
　　斬“文山會海”根源全國砍掉13萬“協調機構”
　　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，一些省區減少各類領導小組和議事協調機構“成效顯著”，僅湖南減少1.3萬餘個，江蘇、內蒙古分別減少8472個和8081個。
　　面對重要棘手的臨時性任務或突發事件，需要更高級別的領導“掛帥協調”、聯合攻關，這本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做法。可近年來，各種領導小組“扎堆”，著實成為公共行政管理的頭疼事。
　　協調辦公室、指揮部、委員會……這些機構名目繁多，涉及行業更五花八門：陝西省某市多年前甚至曾成立“推廣足療保健工作領導小組”，在成立之初就廣受爭議，最終銷聲匿跡。更別說曾引發討論熱潮的饅頭辦、西瓜辦、“禁止午間飲酒辦公室”，“奇葩”頻現。
　　遇事先開會，開會先成立“小組”。領導小組的設置，地方政府靈活性更大，甚至有時只需發個通知就可成立，在一些突發性事件上，幾乎成為應急的“萬能鑰匙”。
　　其實針對性的清理已非首次。安徽亳州早年就一次性撤銷109個市級“領導小組”，被稱作挖掉“文山”之根，截斷“會海”之源，可是近年來一些新的領導小組又“雨後春筍”般重來。
　　有些“協調機構”咋協調
　　打著“協同作戰”的牌乾著“開會發文”的事
　　打著“協同作戰”的牌子，掛著“一把手”的旗子，喊著“減少層級、提高效率”的號子，一些“領導小組”本意是為了就某項專門性的工作進行“協調”，卻在實際操作中，容易異化為公共權力的又一次“推諉”。
　　——“一把手”身兼數職，“三頭六臂”忙開會
　　搜索即可發現，各類“領導小組”，動輒都是市長、副市長等領導親自掛帥，擔任組長或副組長。
　　2009年，東部省份一縣委副書記被安排擔任近40個領導小組的組長。
　　“牽頭部門‘兼職搞副業’，成員單位‘心不在焉’，會議通常是帶個本子‘點人頭’。”河南一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坦言，本來日常就能解決，卻需要領導小組討論。出台一項規定，十幾個單位會簽，時間就更難控制了。
　　——一年難見一次協調，成為“空殼機構”
　　領導大筆一揮即可成立，但一些小組在成立後卻成為“僵屍機構”，清理仍非常困難。例如，2013年遼寧省撤銷了“省防治非典指揮部”，而此時距離“非典”已有十年。
　　“一些地方政府對自身到底設了多少個領導小組都說不清。”南開大學講師周望說，實際上許多領導小組都是“紙上機構”。從成立到撤銷，可能從未正式“領導”或“協調”過。
　　——“紅頭文件”搞創收，淪為行業“錢袋子”
　　由於指向性明確，一些領導小組為了完成自己的任務，甚至下發文件，成為亂攤派、亂收費的“護身符”。
　　陝西咸陽曾大力推廣“足療”保健項目，為此專門成立“推廣足療保健工作領導小組”，市領導掛帥親任“小組長”；2009年，湖北公安縣卷煙市場整頓工作領導小組曾下發文件，規定行政機關的“用煙考核”任務。
　　“協調”職責不清“人隨事走”需納入法治
　　“協調機構”應該咋管？
　　“雖然不少領導小組成員兼職，但卻容易造成會議多、文件多、檢查多、扯皮多，降低行政效率。”周望說，“協調”事倍功半，暴露出權力運行混亂、職責不清。
　　上海交通大學行政管理系教授樊博認為，“有領導好辦事”的慣性思維，短期看是重視，長期看會形成“懶政”慣性，結果是“不發文不研究，不開會不落實”。
　　隨著一系列簡政放權政策的展開，地方層面“領導小組”亂象得到了初步整治。但“割肉式”治理難完全擠出水分，還需要從“法治”入手，專家認為，亟須出台相關規定，避免設置“隨意化”。
　　樊博認為，現代政府是責任政府、法治政府，涉及比較複雜或重大、跨區域的問題可設立相關“協調機構”，其他要慎之，防止冗員。部門若都守土有責、盡心盡責，就無需成立徒有虛名的“領導小組”。要堅決精簡，真正做到“權隨事設、責隨事定、人隨事走”。據新華社電　　（原標題：全國一次性砍掉 13萬“協調機構”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