命名五花八門——領導小組、協調小組、委員會、指揮部、辦公室;時間自主掌控——常設型、階段型、臨時型;涵蓋行業廣泛——足療保健、鏟除豚草、西瓜辦、饅頭辦、生豬辦……
  地方層面到底有多少個領導小組和議事協調機構?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來,全國一次性減少13萬餘個。專家認為,“協調機構”過多、過濫,令人瞠目的數據背後,是對“機構法定”原則的淡漠。
  “協調機構”砍掉多少
  斬“文山會海”根源全國砍掉13萬“協調機構”
  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,一些省區減少各類領導小組和議事協調機構“成效顯著”,僅湖南減少1.3萬餘個,江蘇、內蒙古分別減少8472個和8081個。
  面對重要棘手的臨時性任務或突發事件,需要更高級別的領導“掛帥協調”、聯合攻關,這本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做法。可近年來,各種領導小組“扎堆”,著實成為公共行政管理的頭疼事。
  協調辦公室、指揮部、委員會……這些機構名目繁多,涉及行業更五花八門:陝西省某市多年前甚至曾成立“推廣足療保健工作領導小組”,在成立之初就廣受爭議,最終銷聲匿跡。更別說曾引發討論熱潮的饅頭辦、西瓜辦、“禁止午間飲酒辦公室”,“奇葩”頻現。
  遇事先開會,開會先成立“小組”。領導小組的設置,地方政府靈活性更大,甚至有時只需發個通知就可成立,在一些突發性事件上,幾乎成為應急的“萬能鑰匙”。
  其實針對性的清理已非首次。安徽亳州早年就一次性撤銷109個市級“領導小組”,被稱作挖掉“文山”之根,截斷“會海”之源,可是近年來一些新的領導小組又“雨後春筍”般重來。
  有些“協調機構”咋協調
  打著“協同作戰”的牌乾著“開會發文”的事
  打著“協同作戰”的牌子,掛著“一把手”的旗子,喊著“減少層級、提高效率”的號子,一些“領導小組”本意是為了就某項專門性的工作進行“協調”,卻在實際操作中,容易異化為公共權力的又一次“推諉”。
  ——“一把手”身兼數職,“三頭六臂”忙開會
  搜索即可發現,各類“領導小組”,動輒都是市長、副市長等領導親自掛帥,擔任組長或副組長。
  2009年,東部省份一縣委副書記被安排擔任近40個領導小組的組長。
  “牽頭部門‘兼職搞副業’,成員單位‘心不在焉’,會議通常是帶個本子‘點人頭’。”河南一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坦言,本來日常就能解決,卻需要領導小組討論。出台一項規定,十幾個單位會簽,時間就更難控制了。
  ——一年難見一次協調,成為“空殼機構”
  領導大筆一揮即可成立,但一些小組在成立後卻成為“僵屍機構”,清理仍非常困難。例如,2013年遼寧省撤銷了“省防治非典指揮部”,而此時距離“非典”已有十年。
  “一些地方政府對自身到底設了多少個領導小組都說不清。”南開大學講師周望說,實際上許多領導小組都是“紙上機構”。從成立到撤銷,可能從未正式“領導”或“協調”過。
  ——“紅頭文件”搞創收,淪為行業“錢袋子”
  由於指向性明確,一些領導小組為了完成自己的任務,甚至下發文件,成為亂攤派、亂收費的“護身符”。
  陝西咸陽曾大力推廣“足療”保健項目,為此專門成立“推廣足療保健工作領導小組”,市領導掛帥親任“小組長”;2009年,湖北公安縣卷煙市場整頓工作領導小組曾下發文件,規定行政機關的“用煙考核”任務。
  “協調”職責不清“人隨事走”需納入法治
  “協調機構”應該咋管?
  “雖然不少領導小組成員兼職,但卻容易造成會議多、文件多、檢查多、扯皮多,降低行政效率。”周望說,“協調”事倍功半,暴露出權力運行混亂、職責不清。
  上海交通大學行政管理系教授樊博認為,“有領導好辦事”的慣性思維,短期看是重視,長期看會形成“懶政”慣性,結果是“不發文不研究,不開會不落實”。
  隨著一系列簡政放權政策的展開,地方層面“領導小組”亂象得到了初步整治。但“割肉式”治理難完全擠出水分,還需要從“法治”入手,專家認為,亟須出台相關規定,避免設置“隨意化”。
  樊博認為,現代政府是責任政府、法治政府,涉及比較複雜或重大、跨區域的問題可設立相關“協調機構”,其他要慎之,防止冗員。部門若都守土有責、盡心盡責,就無需成立徒有虛名的“領導小組”。要堅決精簡,真正做到“權隨事設、責隨事定、人隨事走”。據新華社電  (原標題:全國一次性砍掉 13萬“協調機構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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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若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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